“國大門小”的計劃保險體制將被“破門而入”
隨著中國加入WTO的步伐和時間的加快，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已被國際保險界公認為全球最大的潛在市場。“洋保險”巨頭老板們正“虎視眈眈”地盯著這塊剛被開發的“處女地”。對此，在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獨資占絕對統治地位和優勢的保險市場的國資主人們面對一個既是發展機遇與動力、又是無情壓力與嚴峻挑戰的現實。西方高要價與WTO協議嚴格的“游戲規則”，迫使中方讓步，已為之必然。因為按照世貿組織的基本要求，我國保險市場的開放，必須遵守《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規則，即六條基本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透明度原則；發展中國家更多參與原則；市場準入原則；國民待遇原則；逐步自由化原則）。這些基本原則，無論哪一項都對我國現行的保險管理制度與保險經營機制、保險市場營銷等一系列重大的制度、政策和運行模式提出挑戰，迫使國有制保險業從根本上進行變革。
1997年12月13日，占全球金融服務貿易95％以上的70個WTO成員國，達成了金融服務貿易協議，同意開放銀行、保險、證券和金融信息市場。該協議的主要內容是：（1）允許外國在本國建立金融服務公司并按競爭原則運行；（2）外國公司享受國內公司同等的進入市場的權利；（3）取消跨國服務的限制，允許外國資本在投資項目中比例超過50％。
然而，中國的保險監管機構仍對外商市場準入作出了不少嚴格的“國策”限制。如：申請在華開業的外資保險公司必須有30年以上經營歷史，資產，總額在50億美元以上，在華設立代表處2年以上，在經營地域上只能在指定的上海市、廣州市范圍內，在業務上，財產保險公司只能做外資企業的保險業務，人壽保險公司只能做個人分散業務，而不能涉足團體業務。而且自1996年以來，要求外資在華的壽險公司，只能與中方組建合資公司，不允許獨資介入等等。這一切限制的目的就是不讓“洋保險”與中方保險公司“處于同一起跑線上”搞國際化競爭。然而，盡管條件如此苛刻，但“洋保險”仍打著WTO的大旗，殺入中國保險大市場。先在南從深圳北至大連的沿海地區設灘布陣，后在中國腹地武漢、成都、重慶等城市鳴鑼開張。據統計：截至1998年底，已有17個國家和地區的113家保險公司在華設立了202個代表處。自1992年美國國際集團保險公司首家獲準在華營業以來，已有12家“洋保險”搶先進入中國保險市場開業經營。1999年4月5日，就在朱鑄基總理啟程赴美國、加拿大訪問的前一天，中國宣布批準4家外資保險公司準入中國市場。特別是2000年10月23日，中國保監委主席馬永偉公開承諾：在中國加入WTO之前，將發給歐盟保險公司7張保險經營許可證，從而進一步掃除中國加入WTO的一個主要障礙。它已表明：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浪潮已逐步打破“國界”、“主權”、“制度”、“政治”乃至“意識形態”等“硬約束”機制的“壁壘”。因此，筆者可以結論性地斷言：我國保險業這塊“國大門小”的計劃體制，將在加入WTO后受到經濟全球化中大市場、大競爭潮流的沖擊，中國必須在經濟、金融全球化的發展進程中“變革適從”。
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構筑中國特色的保障制度
（一）我國保險業的發展現狀
從歷史發展的客觀現實上看：我國保險業由于受到極“左”思潮的影響和“四人幫”的干擾破壞，曾經歷了“三起三落”的曲折歷程，從“成立——停辦——恢復——發展”的艱難階段中求生。自1980年恢復成立的20余年中，中國保險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產業，每年均以30％一
50％的增長速度迅猛發展，位居世界發展速度之冠，成就斐然。據初步統計：目前，我國中資保險公司已達14家，其中國有獨資公司4家，股份制公司10家，保險從業人員達15萬人，保險代理人80余萬人。保險業務收入從零的起點至1997年突破千億元人民幣大關，達到1040億元；1998年增達1240億元，增長19．23％；1999年達1393億元，增長12．54％。此外，我國保險公司在海外已建立了80多個營業性機構和分支公司。但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挑戰、壓力與機遇、發展并存。加入WTO正是我國保險業借鑒、吸收、消化國際保險業的先進管理體制和技術的良機，以利于我國創新營銷業務險種，推行優質保障服務，參與國際接軌和國際競爭，壯大我國保險補償實力，構建有中國特色的民族保險保障制度，是大有褲益之好事。關鍵在于信心、決心和實施戰略的對策上，在于深化改革現行不適應加入WTO的一切制度、政策、模式和運行機制上。
（二）加入WTO中國民族保險業應實施的戰略性調整及其有效對策
1．保險體制及其法規的改革
近幾年來，我國的保險管理體制已基本完成了“分業監管、分業經營”的改制模式。這是借鑒國外某些國家過去采用的保險管理體制的做法。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的大格局、大集團、大市場的現代化要求，國際保險業又重新組建完成了由“分業經營管理向混合經營管理”的“航母艦”聯合兼并制，以抗擊經濟、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奪取國際競爭市場的經營份額。因此，這對“大中國、小保險”的民族保險業構成了弱勢比較。從特定意義上說，商業性保險說到底還是一項法律制度的“契約關系”，只能體現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的對等關系和原則。那么，市場營銷機制的公開、公正、公平原則以及競爭與效益原則，必然為保險業所選擇和投入。對此，我國現行的保險法規、制度、政策與加入WTO后同國際保險市場接軌仍有較大的不適應性，應加緊作出重大修改。例如：應重新修改、完善《保險法》、《保險管理暫行規定》、《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定》、《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定》；加緊出臺《保險法實施細則》、《保險合同條例》、《再保險條例》、《外資與合資保險業管理辦法》、《保險融資法》、《公估人管理規定》以及抓緊制定與西部大開發有關“傾斜政策”的地方性保險法規。如：《農業保險》、《生態環境保險》、《西部區域開發保險》、《外資、合資保險稅收管理條例》等新的地方性法規和新險種的開發，切實調整保險戰略和產業結構，盡早及時占領和鞏固民族保險業市場。只有這樣，才能在加入WTO后既與國際保險市場接軌，又有中國民族保險業的地方特色和廣闊市場，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和創新。
此外，我國現有的14家中資保險機構中，獨占鰲頭的三大國有獨資公司（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中國壽險保險公司、中國再保險公司）的國有成分太高，體制過于壟斷僵化，官商作風甚濃，且與其他股份制、區域性商業中資保險公司之間還存在著“大打出手”的無序激烈競爭。如何從“窩里斗”中解脫出來，著重研究和應對WTO成員國的金融、證券、保險“三體一位”的“超市百貨”的戰略性重組體制，抗擊其對我國“三駕馬車”（中央銀行、證監會、保監會）的“分業經營管理”的分離體制形成的最強烈的沖擊，這乃是中國民族保險業必須更多考慮和反思的重大課題，這也是中國保險業實施聯合戰略跟外來的“洋保險”奪標爭冠的關鍵時刻了。這里，筆者特別重點強調和提出：應著重投入研究我國商業性保險如何與社會法定保險相結合？如何把商業性保險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地位從“補充論”過渡到“共建論”又提升到“主渠道論”，這是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的重大命題，是具有戰略性重組和調整的產業革命和體制改革，也是我國民族保險業加入WTO后在與“洋保險”競爭中充滿生機活力的最顯著特色所在。
2．實施保險市場營銷大戰略
市場營銷是現代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求生存與發展的“兵家必爭之地”。1994年美國友邦保險公司進入上海市場，率先在中國實行了壽險業務的代理人制度，帶來了壽險營銷的重大變革，友邦公司代理人“走街串巷”推銷人壽保險業務，給中資保險公司一個措手不及的“下馬威”，使友邦公司在壽險市場占有率一時高達38％以上，“國保”公司市場份額急劇下降。而今，“洋保險”利用其經營管理上的先進技術和水平，對投保人的多樣化選擇和欲望滿足層次提供優質服務，不斷在開拓新險種、產品新設計、營銷新方式、風險證券化新防范舉措等方面實施高起點、高水準、高科技含量的全方位營銷大戰略。如外資保險公司不僅有直銷、代理人營銷方式，而且還從銀行賣保險、互聯網上賣保險、全方位咨詢服務、保險律師制度等等，真可謂達到“無險不保、無險不賠”之境地。對此，中資保險公司也作了借鑒學習的反應。如在全國實行代理人統考制度，批準新設省市保監會和保險經紀人公司，廣東的一些中資公司，與銀行合作開啟網絡服務站，為網民提供公司簡介、投保咨詢、險種選擇以及防災理賠一系列服務。因而，外資保險公司在廣州保險市場所占份額較少，如美國友邦公司自1995年進入廣州保險市場后至1997年僅占2％的市場占有率聲廣東保險市場至今仍是持續16年占據全國保險市場之首的大市場（1999年廣東保費收入達140億元，占全國保費收入的10％）。此外，新華人壽保險公司與財智網緊密合作，在北京成功推出‘嗆u業之約”投資聯結個人終身壽險“新熱門產品”，引起保險界和網絡界極大關注。太平洋保險北京分公司與朗絡電子商務合作，開通了保險銷售專業網站，網險在線銷售23個產險險種和5個壽險險種，目前，該網站已有1500多人次網民發出投保意向。據專家測算，網上保險服務比傳統營銷方式節約
58％～71％的費用，因而迅猛發展，被行業營銷稱之為“無限風光在‘險’峰”的新亮點。中國泰康人壽保險公司在北京推出“世紀長樂終身分紅保險”，中國人壽保險公司也在上海推出了“分紅保險”業務，受到投資者的歡迎，開創了世界保險業的主流產品和營銷市場。這充分說明：中國保險業仍可在與“洋保險”競爭的弱勢競爭中求得生存與發展，關鍵在于營銷戰略的實施對策上和民族、地域的特色上下功夫。
3．關于扶持我國民族保險業的政策問題
我們應該理智地承認：加入WTO，中國的民族保險業與“洋保險”確實存在機構體制、管理技術、市場營銷等實質性的差距與不足。特別是對于剛恢復成立20年的新興民族保險業，怎能苛求其與“百年老店”、“深資巨富”、“高科技含量”的“洋保險”馬上接軌與抗衡，這不符合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和要求。所以，從國家宏觀政策與調控上，在不違背WTO的規則前提下，應采取“平穩過渡”、“逐步接軌”、“政策扶持”的戰略方針和實施步驟，這是任何主權國家必須慎重擇之的國家經濟利益與安全的大問題。特別是東南亞金融危機所引起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危害和教訓，我們更應進行深刻的反思。故筆者認為應采取適宜措施對中國的民族保險業進行扶持。
（1）保險稅制與利率改革勢在必行。國家應盡快統一國內外保險企業的稅制問題。多年來在稅制政策上，“洋保險”享受“三減兩免”的減稅讓利“優惠國待遇”，所得稅率為15％，而中資民族保險業在1995年以前，所得稅率高達55％，現雖為33％，仍高于外資保險公司2倍之多，使脆弱的民族保險業“雪上加霜”、“不堪重負”，加大了與“洋保險”木在同一起跑線上的距離，有顯“國民不平等待遇”。更為嚴重的是：國家某些政府職能部門和缺乏保險正確意識的社會輿論，至今仍把保險基金的補償或給付性、負債和返還性的功能屬性，錯誤地認識和理解為“無償分配”的“一塊肥肉”，甚至界定為“油水行業”。因而長期以來，除課以保險業高稅制重負外，由于市場“通膨”和“通縮”的影響，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多變性，銀行近幾年來7次狂降利率的制約，使我國保險業經營風險劇增，虧損嚴重。被迫縮減條款責任范圍、賠償給付金額，直接損害了保戶合法的財產和人身經濟利益。國際上，壽險廣泛采用“復利計息”，人壽保險的給付不列入遺產，不增收遺產稅和個人所得收入稅，這完全符合商業性保險的“契約原則”和市場機制的“價值規律”。因而，發達國家的保險業占GDP比重一般為7％～10％，我國僅為1％左右，特別是壽險的人均保費相差數百倍之多（據世界瑞士再保險公司（SIGMA）權威雜志統計：1995年日本壽險人均保費高達4075．85美元，我國人均為5．85美元，差距驚人，就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相比，也十分落后。我國壽險占GDP的比重只為0．37％，臺灣省為3．74％、香港特區為2．14％，而新加坡為2．9％、印度為1．41％、泰國為1．16％）。由此可見，中國民族保險業的扶持與發展，關鍵在于制度改革與創新。
（2）保險資金的運用與效益。我國現行《保險法》對民族保險業的資金運用性質、范圍和方式，實質上作了“計劃體制的限制”，即中資保險只能用于銀行存款，購買國債及金融債務，近年來雖有部分資金投入股市的“松綁”政策，但仍未從市場經營和“入世”角度上去盤活，增值和壯大保險基金，提高補償能力并參與國際接軌和競爭，使保險基金處于被動保值實為貶值的“死水”局面。國際保險的資金運用渠道廣、范圍寬、靈活性強、回報率高，不但可投資股票、房地產、發放貸款，還進行跨國投資、高新技術開發、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等等。不少國外保險公司遭受巨災巨額賠償或給付造成的虧損，就靠保險資金運用的“外圍”投資獲取盈利彌補，這早已成為國際保險業之慣例和成功經驗之總結。例如：據英國1982年340家保險公司統計，該年業務量增加14．5％，而虧損額達12．5億英鎊，但其投資總額為1021億英鎊，收益為76億英鎊，除彌補虧損外，尚盈利63．5億英鎊。而美、日、法等國的保險投資占總資產的90％左右，投資收益率很高，但承保盈利很少，甚至虧損，也是靠保險基金的積累投資收益來平衡解決。當前，我國通貨緊縮、內需不足，保險基金的籌集主要來源于社會閑散資金、個人消費積累。這正是大力發展保險業務，擴大壽險營銷，積累和壯大保險基金，特別是中央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戰略為保險基金的投資運用創造了最佳的“黃金”時間和良好的機遇條件。我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對此也提出呼吁：實現保險業與資本市場的良性互動發展（投資連接保險）是值得借鑒的成功的國際經驗。只要本著鄧小平同志關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三個有利于和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理論為指導，我國民族保險業的資金運用，一定會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中充分獲取增值效益。
（3）留住人才，留住根。外資保險進入我國市場的“首戰告捷”就是“人才爭奪”。駐華的外資金融、保險機構的不少首席代表、總經理、高級顧問和助理，都是中國金融保險界的優秀人才和棟梁，所謂“高薪聘請”實質上只不過是一種“人才掠奪”的低成本回報，人才競爭的結果，是潛力巨大、長期增值且生存與發展的關鍵效益回報。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根本、是關鍵、是動力、是價值、是一切的一切。所以，加入WTO是對我國整個民族素質、綜合國力、決策能力的高水準較量，我們不能再重蹈過去多年人才流失之覆轍，牢記過去人才培養“中為西用”的沉重代價和教訓（據國家教育部初步統計：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出國留學生累計突破27萬人，學成后愿意回國者只有9萬人）。要留住人、留住心、留住根，要營造培養高素質的金融、保險人才的科研氛圍和用人機制。
結束語：經濟上落后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一提琴，這正是恩格斯賦予我們加入WTO的改革與發展的新思路。（《世界經濟與政治》）